夏爾·戴高樂
| 夏爾·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 |
|---|---|
戴高樂將軍,攝於1942年 | |
| 法国总统 | |
| 任期 1959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 | |
| 总理 | 米歇爾·德勃雷(1959年至1962年) 乔治·蓬皮杜(1962年至1968年) 莫里斯·德姆维尔(1968年起) |
| 前任 | 勒内·科蒂 |
| 继任 | 乔治·蓬皮杜 |
| 法国总理 | |
| 任期 1958年6月1日—1959年1月8日 | |
| 总统 | 勒內·科蒂 |
| 前任 | 皮埃爾·弗林姆蘭 |
| 继任 | 米歇尔·德勃雷 |
| 自由法國領導人 | |
| 任期 1940年6月18日—1944年7月3日 | |
|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44年8月20日—1946年1月20日 | |
| 继任 | 费利克斯·古安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90年11月22日 法國里尔 |
| 逝世 | 1970年11月9日(79歲) 法国科隆貝雙教堂村 |
| 墓地 | 法国科隆貝雙教堂村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服役 | 法國陸軍 |
| 服役时间 | 1870年—1916年 |
| 军衔 | 旅級將軍 |
| 参战 | |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法語: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1月9日),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戰後短暫出任臨時總統,後由於左派政黨反對他要求加強總統權力的憲法被迫辭職。1958年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出任第一任总统。在法国,戴高乐通常被称为“戴高乐将军”甚至簡稱“将军”。
1944年自由法國陸軍解放巴黎后,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1946年因反對總統沒有實權,與左翼的政治斗争失利而辞去职务。1958年,戴高乐因阿爾及利亞戰爭重返政坛,制定新宪法,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当选第一任总统,1965年成功連任,直至1969年因公投失利辭去總統的職務。
戴高乐支持发展的核子武器、制定泛欧主义外交政策、支持欧洲大陆联合为大欧洲、扩大法国影响、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促使法国退出北约、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奉行与盟友不同的外交政策,这一系列思想政策被称为戴高樂主義。
生平
[编辑]早年生涯
[编辑]夏爾·戴高樂於1890年11月22日在法蘭西共和國北部省里尔公主路9號出生,該屋為其祖父母所有,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住宅[1][2]。戴高樂的家族有著濃厚的天主教、保皇派與愛國主義價值觀,其姓最早可追溯到1210年法國國王腓力·奧古斯都將埃尔伯夫的領地賜予一位姓戴高樂之人,但直到1604年勃艮第人法蘭索瓦·戴高樂被封為貴族才有明確的家族譜系[3][4]。其後人在18世紀搬遷至巴黎,是在艱難時世中衰弱的穿袍貴族。母系祖先則是富裕的外省中產階級,專營貿易與生產紡織品[4]。戴高樂的祖父朱利安·戴高樂(Julien de Gaulle)於1801年生於巴黎,成年後在里尔教書與結婚,之後返回巴黎成為古董商與學者,妻子為約瑟芬·馬約(Joséphine Maillot),是位多產的作家與雜誌編輯[4]。父親亨利·戴高樂(Henri de Gaulle)於1848年生於巴黎,是位拉丁語、哲學與文學教師,在巴黎的耶稣会學校工作[4]。母親讓娜·馬約(Jeanne Maillot)是前者的表妹,是紡織品製造商的女兒[4]。戴高樂在五個孩子中排行第三[4][5]。
戴高樂於11月23日在教區的加尔默罗会聖安德烈教堂受洗,三個月後被其父母帶回巴黎,但因為其家庭常回訪里尔,日後戴高樂仍帶著濃厚的北方人氣息。他起初居住在巴黎第七區布勒特伊大道,後搬遷至同區的其他地方[6]。1896年至1900年間,戴高樂在基督教兄弟會開設的聖托马斯·阿奎那學校就讀。此間,戴高樂之父常講述法國歷史與強調復仇主義,讓他在幼小時就成為強烈的愛國主義者[7]。1900年後,他前往他父親任教的耶稣会學校就讀。然而他比起學習,花更多時間在閱讀及寫作詩歌。他雖沈醉於17世紀的法國經典文學,但也閱讀19世紀詩人的作品,並尤其重視皮埃尔·高乃依與埃德蒙·罗斯丹兩人[8]。1905年戴高樂決定參軍,他仍繼續閱讀與創作,但開始認真讀書,在政教分离法案導致學校被關停後,前往比利時昂图万的另一所耶穌會學校就讀,然後於1908年短暫前往德國巴登練習德語[9][10][11][12]。1909年夏,他在巴黎斯坦尼斯拉斯中學參加圣西尔军校入學考,然後於9月30日收到錄取通知書,在221名上榜學員中排名第119名[13][14]。
從軍
[编辑]戴高樂因1905年3月21日頒布的法令,需要先入下部隊服役一年,方可進入圣西尔军校就讀。1909年10月,他前往駐扎在阿拉斯的第33步兵團服役[15]。他在部隊中持續寫作,在同僚中稍顯出色,於次年被任命為下士[16]。1910年10月14日,戴高樂在「滂沱大雨」中步入聖西爾軍校,因此時正值法國征服摩洛哥時期,其年級得名「非斯屆」。他熱情地投入專業課學習中,在第一學年從入學的第119名進步至第45名,在第二學年進步至第13名[17]。同學因他遠高於普通人的身高而給他起了各種綽號,教師均認為其舉止端正、能力出色[17]。1912年9月,戴高樂從聖西爾畢業,軍階為少尉,所修課程除射擊、馬術與擊劍外均為良好,總成績優異[18][19]。
戴高樂再度加入駐阿拉斯的第33步兵團,在時任團長菲利普·贝当麾下服役[20]。該團歷史悠久,曾參與奧斯特利茨、奧爾施泰特、弗里德蘭、瓦格拉姆等役。部分傳記作者常認為戴高樂與貝當此時已熟識,並多提及兩人討論蒂雷納子爵與大孔代作戰經歷的事蹟[21][22][23][24]。雖然兩人的軍事思想略有不同,戴高樂強調攻勢與運動才是勝負關鍵,貝當則強調火力的重要,但戴高樂仍認為貝當身上有著「天賦與指揮藝術」[25]。1913年,戴高樂晉升為中尉,貝當則離開該團升任為旅長[26]。
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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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意志帝國駐法大使威廉·馮·舍恩遞交對法宣戰書,德軍開始實行總參謀長小赫爾穆特·馮·毛奇的戰略進攻計劃,經低地地區入侵法國。戴高樂中尉的第33步兵團隸屬夏爾·朗勒扎克指揮的第五軍團第1軍第2師,聽令推進至比利時小城迪南,負責應對正在經比利時進攻法國的德軍左翼部隊[27]。8月15日清晨,戴高樂率領一支65人的排抵達迪南,因友軍在先前的渡河行動中失利,其被派遣去守住大橋,防止敵軍反攻至己岸[28]。他在交火中中彈撤退,但其他部隊擊退德軍,並重新控制橋頭堡。之後,戴高樂被轉移至迪南以北的布維涅養傷,次日再轉移至沙勒罗瓦。他在巴黎聖約瑟夫醫院接受手術,於10月17日回歸第33步兵團[28][29]。
當戴高樂回到前線時,他發現雙方已步入了堑壕战狀態,這種局勢令他大為不滿[30]。1914年12月,他被任命為第33步兵團副團長,隔年1月被派往梅尼勒莱叙尔吕[31]。1915年1月9日,該團隨大部隊進攻,損失慘重撤下休養;2月26日,該團再次進攻,作戰長達三週直到高層取消行動[32]。3月10日,戴高樂的手臂被子彈擊中,並因傷口感染送入醫院治療。除他以外,該團1,550人在為期一個月的作戰中有約700人傷亡,僅死亡就達127人[32][33]。他於6月1日返回現駐於埃纳河的部隊,並已成為上尉[30]。該團在下半年鮮少參與戰鬥,直到於1916年2月下旬凡尔登战役爆發後,被派往凡爾登外圍地區作戰[33]。
2月25日,戴高樂率第33步兵團抵達凡爾登附近,於3月1日被派遣至援助杜欧蒙村的友軍。3月2日,德法兩軍陷入激戰,戴高樂在肉搏戰中被刺中大腿,後因手榴彈爆炸失去知覺,被德軍俘虜[34][35]。他從美因茨軍醫院康復後,先後前往奥斯纳布吕克及尼斯戰俘營。他在內斯時策劃經多瑙河逃往黑海,卻在計畫實施前暴露[35]。之後,他被關押在德佔休欽戰俘營,因再度試圖越獄被轉移至英戈尔施塔特的9號要塞。10月下旬,他吞下母親送來的苦味酸,偽裝得病後被送入醫院,收買男護士,與同伴一同逃出監獄,朝瑞士邊境行走近七日,於11月5日抵達普法芬霍芬鎮[36]。當地居民迅速發現異樣,幾人被逮捕後回到原監獄。戴高樂接下來相當安分,重新學習德語,並教導未來的蘇聯元帥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法語[37]。1917年6月,戴高樂請求轉移至弗兰肯的羅森貝格要塞,後於10月15日晚使用繩梯從位於高聳峭壁的要塞中逃脫,但在十日的跋涉後再度被俘。不久後,他又鋸斷宿舍的欄杆,偽裝成普通職員乘前往亚琛的火車,在荷蘭邊境附近又被逮補,最終被送回英戈尔施塔特的9號要塞[38][39][40]。戴高樂因屢次逃跑被單獨禁閉兩個月,後於1918年4月10日因英戈尔施塔特的戰俘營被關閉,而先後前往普林茨·卡爾要塞與維爾茨堡要塞。他又興逃跑念頭,但在前往纽伦堡的路途中被憲兵發現,壓回維爾茨堡[41]。7月7日,他躲在洗衣籃中逃出監獄,然後步行到纽伦堡,在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車中被憲兵抓獲,送回維爾茨堡。他之後被送至帕紹,然後到马格德堡,再到路德維希港[42][43]。
1918年11月11日,法國代表費迪南·福煦元帥與德國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簽署停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所有戰俘無條件釋放[44]。11月下旬,戴高樂從戰俘營獲釋,於11月28日在瑞士羅曼斯霍恩坐上一列火車前往日內瓦,然後經里昂、巴黎回到位於多爾多涅省的家中[45][46]。1919年春,他與兄長格扎維埃、弟弟皮埃爾與雅克團聚,佩戴著三次嘉獎的證章與榮譽軍團十字勳章,同三名兄弟穿戴軍裝合影紀念[46][47]。
軍事代表團與軍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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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國解體促成了新的領土爭端,东欧風雲詭譎。西方各國決定從各戰線壓制布尔什维克黨人,並派遣法國將軍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率聯軍登陸敖德薩,阻止布尔什维克進攻比薩拉比亞及武裝白俄軍[48]。此間,戴高樂進入圣迈克桑軍校學習,以補足被俘期間未能精進的指揮技能。他迫切希望再度作戰,遂申請加入駐紮在敖德薩的法軍,被拒後轉而申請加入駐波蘭法國軍事代表團,為新成立的波蘭陸軍參謀[49][50][51]。4月,他離開法國前往波蘭,在華沙附近的伦贝尔图夫軍官學校教學。此時聯軍已撤出敖德薩,白軍在俄羅斯南部、東部和北部相繼潰敗,波兰共和国成為反共戰線的重要支點[52]。之後,戴高樂回到法國,但一個月後再次來到波蘭,隸屬於波蘭南部部隊的總參謀部,見證波軍在华沙战役奇跡地擊敗蘇軍[53]。1921年初戴高樂歸國,他總結其在東歐的見聞,提出應將坦克集中使用,使部隊能執行現代機動戰[54][55]。
1921年4月6日,戴高樂與伊冯娜·旺德魯在加来市府結婚,然後於隔日在加萊聖母教堂按天主教儀式舉行婚禮[56][57][58]。女方出身名門,家族成員常擔任加来市議員,其父是餅乾廠老闆,在阿登地區擁有一座城堡[59]。10月1日,戴高樂被任命為圣西尔军校戰爭史講師,講授法国大革命战争至1918年停戰間的法國歷史。1922年5月2日,戴高樂考取高等軍事學院深造,在129名上榜學員中排名第33名[60][61]。他入學後同戰術科教授穆瓦朗上校產生爭執,後者認為戰爭仍是傳統且靜態的,砲火的威力有利於防守方而非進攻方。司令的職責只是訂出最詳細的計畫,並盡可能跟隨計畫行事。而戴高樂強調機動戰的重要,認為坦克會成為下一場戰爭的主力兵器[62][63]。兩人間的矛盾導致戴高樂畢業時的評語僅為良好,在129名畢業生中排名第52名[64]。1924年9月,戴高樂分發至位於德國美因茨的萊茵軍團參謀部第4局,出版其第一本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然後發表《先驗論,還是時勢論?》一文,引起老上司菲利普·贝当的關注[65][66]。
貝當的提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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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7月,菲利普·贝当委任戴高樂為其幕僚,負責替他代筆撰寫一部法國軍事史的書籍。主因是他渴望成為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並認為戴高樂比他更有文學天賦[67]。戴高樂的首件工作是撰寫一篇以防衛法國的堡壘與要塞為題的研究報告,雖說這篇文章支持的靜態防禦理論與他的理念背道而馳,但他還是應上級的要求迅速地完成。12月1日,這篇研究以「法國要塞的歷史性角色」為題發表在《法國軍事雜誌》,文中肯認防線的重要,但也加上戴高樂自身的機動戰理論,成功使公眾贊同加強邊境防禦的必須性[68][69][70]。1927年4月7日,戴高樂應貝當之邀到高等軍事學院演講,其第一講是「戰爭行動與領袖人物」。他不看講稿,大量引用古今風流人物的名言警句,精心描繪出一位具備各種美德的理想軍事人物[71][72][73]。第二講是「領袖人物的性格」和「紀律的含義」。他讚頌了佩利西耶元帥違抗上級命令,贏得克里米亚战争等例子,挑戰軍隊上級的權威。第三講是「威望」。他提到領袖需對部下保持神秘感,但也要體察人情,使人人都覺得自己受到器重。這些演講不被聽眾接受,沒有引起多大反響[74][75]。
1927年9月25日,戴高樂被晉升為少校,調派至德國特里尔指揮第19輕步兵營[76][77]。1929年,他申請調往駐近東的部隊,於12月抵達黎凡特贝鲁特[78][79]。他被任命為駐黎凡特法軍情報局與行動局局長,活躍在黎巴嫩與敘利亞兩地[76]。1931年11月,戴高樂歸國,被安排在「最高國防會議」的秘書處工作。其父亨利·戴高乐在翌年5月去世,而兩個月後其著書《劍鋒》付梓。這本小書一方面書寫了他的哲學思想,另一方面又為他用以影射自己為英雄[80][81]。
建軍思想
[编辑]1933年12月25日,戴高樂晉升為中校,擔任負責起草戰時國家組織法的第三處處長[82]。1934年5月,他發表新著《建立職業軍》,全書分為六章:《掩護》、《技術》、《政治》、《編成》、《使用》、《指揮》[83][84][85]。第一章《掩護》中,他提到法國東北部缺乏地形障礙的弱點,並認為法國絕不得依靠倉促防禦來抵禦敵軍進攻,而應提升預備役與新兵的素質,還要再加上一支可供立即派遣的坦克機動部隊;第二章《技術》中,他闡述軍隊機械化的必要性,說明坦克的特點與能力,並要求建立一支高度訓練的現代部隊;第三章《政治》中,他指出對外政策與軍事組織間的密切關係,認為需建立一支隨時能對外干預的職業軍,以維護盟友間的集體安全;第四章《編成》中,他詳細提到職業軍思想的具體細節,指出這支部隊的現役人員應為十萬人,分為六個裝甲師,每個師有重型戰車、中型戰車、摩托化步兵、砲兵等部隊;第五章《使用》中,他設想以這支部隊作為進攻箭頭突破敵軍陣線,搭配其餘部隊擴大勝果,使敵軍完全潰敗;第六章《指揮》中,他指出指揮官的個人作用又再度提高了,其應靠前指揮深入戰鬥,才能得心應手地指揮快速變化的戰局[86][87]。

1934年12月,戴高樂的朋友引薦他與中右派政要保罗·雷诺見面。雙方商談後,雷諾決定支持擴軍或是建立職業軍隊。1935年3月15日,當國民議會討論一項將服役期延長至兩年的法案時,雷諾稱其將投票贊成法案,前提是議會通過他起草的修正案,即建議建立職業軍。他提倡這支進攻力量能在德軍入侵時迅速反擊,提前打斷敵軍的攻勢[88][89]。然而此時马奇诺防线已開工數年,無論是軍方還是大部分議員均認為更換建軍計畫極不可取,時任陸軍參謀長莫里斯·甘末林宣稱:「我們既已花費巨資築成一條堅固的防線,如果我們竟瘋狂地越過防線去做不可思議的冒險,那只能是狂人[90][參 1]。」1936年3月7日,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指示德軍進軍萊茵蘭非軍事區,而法國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戴高樂此時因與軍隊高層意見不合前途未卜,無論是菲利普·贝当元帥、馬克西姆·魏剛將軍,還是時任戰爭部長路易·莫蘭都反對建立獨立的戰車師[91][92]。
1936年底,戴高樂得知高層已取消將其晉升為上校,遂尋求雷諾幫忙。雷諾同意向新任戰爭部長爱德华·达拉第轉告此事,但後者認為戴高樂的服役成績不如同儕。戴高樂收到答覆後,寫信告知达拉第其五次嘉獎令與三次受傷的紀錄,說服後者於次年晉升他為上校[93]。1936年10月14日,戴高樂同莱昂·布鲁姆總理會面,他向布鲁姆強調主動進攻的重要,反對目前著重防禦的建軍方案,但未得到後者的認同[94][95]。同日,陸軍參謀長甘末林在最高國防會議上聲稱:「必須擁有進攻的技術工具……我們缺少為進攻或反攻所需的進攻性工具……我們必須要有一種比德軍戰車師更加強大的工具。」但他的意見被眾人反對。此事證明甘末林並非刻板印象的迂腐軍人,但他也沒有全部同意戴高樂的理論[96][97]。1937年9月,戴高樂出任駐梅斯的第507戰車團團長,後在12月晉升為上校[98][97][99]。1938年8月,戴高樂應出版社之邀撰寫的《法國與她的軍隊》付梓。由於這本著作大部分內容是戴高樂於1925年擔任菲利普·贝当元帥幕僚時撰寫的筆記,他懇請貝當幫忙撰寫序言。貝當起初認為這本著作是他的想法,不允許戴高樂發表,但最終讓步,前提是書中必須刊登他親自起草的獻詞。然而戴高樂最終並未將貝當的文章加入其中,兩人的關係迅速惡化[100][101]。同年9月,英國、法國與德國簽訂慕尼黑協定,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讓蘇台德地區。戴高樂對政府的表現十分失望[102]。1938年12月2日,最高國防會議決定建立兩個裝甲師,各下轄四個坦克營[97][103]。
自由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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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戴高樂只是一個上校,1940年,晋升为准将,并被保罗·雷诺总理任命为国防次长兼陆军次长,两度赴伦敦执行使命。6月德軍佔領巴黎,雷诺内阁总辞后,拒绝和德國人签署停战要求。納粹德國在自由區建立傀儡政權维希法国后,赴英国组织不妥协的抵抗德国的自由法国运动。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又稱為618宣言),号召法国人民抵抗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104]。8月,与丘吉尔首相签定关于自由法国章程的议定书。在戴高乐的号召下,整个法屬赤道非洲支持自由法国。10月,在伦敦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任主席。1941年,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成立,出任主席。在英國的支持下,戴高樂家人於1941年10月至1942年9月定居在伯克姆斯特德(倫敦西北三十六英里)。
1943年6月,抵达法属北非首府阿尔及尔,与美国支持的亨利·吉罗将军共同担任新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7月,迫使吉罗将军专任法国部队总司令,得以单独主持法兰西全国解放委员会工作。秋天,彻底清除吉罗。1944年6月3日,在阿尔及尔成立法国临时政府。6日,盟军登陆諾曼第,开辟欧洲第二战场。8月19日,巴黎起义。戴高乐领导下的勒克莱尔盟軍首批进入抵达巴黎市政府大厦,巴黎解放。25日,戴高乐将军进入巴黎,并接受駐巴黎的德军投降书。
組建政府受挫被迫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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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法国舉行全民公决,第四共和国成立。11月,被议会选举为临时政府总理,组成新的临时政府。1946年1月20日,由於以法國共產黨為首的左派反對他擬定加強總統權力的憲法,被迫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
1947年4月,在斯特拉斯堡宣布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但在國會只佔極少席次。1951年國會大選,法國人民聯盟雖然取得最多議席,但由於其他共和政黨反對,再度失敗。1953年,他退出政坛隐居,期間他寫了戰爭回憶錄。
1954年4月,戴高樂曾建議法國應該擁有自己的核武器。
東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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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法屬阿爾及利亞發生暴动。国民议会被迫授予戴高乐将军全权,并委托其制定新宪法。戴高乐接管了议会和政府的全部权力,出任第四共和國最後一任總理。9月,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第五共和国成立。在1958年11月的國會選舉中,戴高樂和他的政黨輕鬆贏得了多數的支持,12月,以絕對多數的優勢當選爲首任共和国总统。1959年1月8日,正式就任總統。
1959年9月,宣布阿尔及利亚人享有自决权。12月,宣布解散法兰西共同体,容許殖民地民族自決,1960年除阿爾及利亞外大部分殖民地成功獨立,但仍和法國保持密切關係。
1960年2月13日,法国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約700公里試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核国家。
1962年,阿爾及利亞正式脫離法國獨立,但仍和法國保持密切關係。法國承認阿爾及利亞獨立引起法國右翼不滿,1962年8月22日,一名右翼法軍槍擊戴高樂,總統在此次刺殺事件中受輕傷,該名士兵後來被軍法處置。
1963年,反對英國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歐共體),因為戴高樂認為英國過度親美,且戴高樂反對英國的世界自由貿易政策,英國入歐將會重創戴高樂的農業選票,戴高樂以保持法國農業市場的封閉性來取得法國農業選票。
1964年1月,派遣親信前法國駐日大使貝志高,向中華民國的蔣中正總統說明法國將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想要在停止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代表政府後維持領事級外交關係,但被蔣中正總統拒絕。
1964年1月27日,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為中國代表。
1965年,法國发射人造卫星,同年他經過兩輪投票成為首位直選產生的法國總統。
1966年,因為拒絕將法國核武及軍隊整合到北約架構,宣布法国退出北约指揮機構,但保留北約成員國地位。
1967年,戴高乐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公开在蒙特利爾大會堂发表「自由魁北克萬歲」的演講,被認為是支持魁北克独立,导致法加关系陷入低谷,而他本人也被加拿大政府列为不受欢迎人士。
1968年,即使面對五月风暴,仍然重新控制局势,在國會選舉大勝度过危机,但五月风暴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并未随之消失。
1969年4月,由於他所提出的削弱參議院權力修憲案公投被否決,宣布辭去总统一職,隐居科隆貝雙教堂村。
去世
[编辑]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在科隆貝雙教堂村的家中暈倒,他的妻子馬上叫醫生和當地神父,但他們到達的時候,他已經逝世,享壽79岁。死亡原因是动脈瘤破裂。
戴高樂在科隆貝雙教堂村有一座紀念館,由戴高樂基金會管理,內展示戴高樂的生平事蹟和文物典藏。
註腳
[编辑]- 引用
- ^ Jackson(2018年),第9-10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2页
- ^ 4.0 4.1 4.2 4.3 4.4 4.5 Jackson(2018年),第6-9页
- ^ 刘聪(2005年),第9页
- ^ Jackson(2018年),第10页
- ^ 科恩(2003年),第5-6页
- ^ Jackson(2018年),第17页
- ^ Jackson(2018年),第16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15-19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20页
- ^ 科恩(2003年),第7-8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43页
- ^ 刘聪(2005年),第31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26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44-45页
- ^ 17.0 17.1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46-47页
- ^ Jackson(2018年),第29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28页
- ^ 科恩(2003年),第8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25页
- ^ 拉古都尔(1988年),第22页
- ^ 吳圳義(1977年),第10页
- ^ 科恩(2003年),第10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50-53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30页
- ^ Jackson(2018年),第31页
- ^ 28.0 28.1 Jackson(2018年),第32-33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34页
- ^ 30.0 30.1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66页
- ^ Jackson(2018年),第35页
- ^ 32.0 32.1 Jackson(2018年),第36页
- ^ 33.0 33.1 威廉斯(1997年),第35页
- ^ Jackson(2018年),第39页
- ^ 35.0 35.1 威廉斯(1997年),第36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71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38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72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39页
- ^ 刘聪(2005年),第57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73页
- ^ 刘聪(2005年),第58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40页
- ^ 科恩(2003年),第19页
- ^ Jackson(2018年),第45页
- ^ 46.0 46.1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73-74页
- ^ 刘聪(2005年),第60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89-90页
- ^ Jackson(2018年),第48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86页
- ^ 刘聪(2005年),第64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90-91页
- ^ Jackson(2018年),第49-50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95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49页
- ^ 刘聪(2005年),第68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39页
- ^ Jackson(2018年),第53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99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52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00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41-42页
- ^ 吳圳義(1977年),第21页
- ^ Jackson(2018年),第56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04页
- ^ Jackson(2018年),第57页
- ^ Jackson(2018年),第57-58页
- ^ 吳圳義(1977年),第27-28页
- ^ 刘聪(2005年),第82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55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57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58页
- ^ 科恩(2003年),第33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58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61页
- ^ 76.0 76.1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12页
- ^ Jackson(2018年),第61页
- ^ Jackson(2018年),第65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64页
- ^ 吳圳義(1977年),第33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61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42页
- ^ 刘聪(2005年),第106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73页
- ^ Doughty & 1985,第161页
- ^ 刘聪(2005年),第106-109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64-168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80-82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81-184页
- ^ 刘聪(2005年),第116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85-186页
- ^ 威廉斯(1997年),第68-70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87页
- ^ 科恩(2003年),第61-63页
- ^ 刘聪(2005年),第121-122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88-90页
- ^ 97.0 97.1 97.2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195-197页
- ^ Jackson(2018年),第89页
- ^ 吳圳義(1977年),第38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93页
- ^ Jackson(2018年),第91-92页
- ^ 德拉戈尔斯(2006年),第202-203页
- ^ 克羅澤(1987a年),第90页
- ^ 法国与英国共同纪念戴高乐将军发表《告法国人民书》80周年. 新華社. [2020-06-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02).
- 其他參考文章
- ^ Le Goyet, Pierre. Le mystère Gamelin. Presses de la Cité. 1976: 72. OCLC 1359010840.
參考文獻
[编辑]- (英文)Jackson, Julian. De Gaul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ISBN 978-0674987210.
- (中文)保爾-瑪麗·德拉戈尔斯. 戴高乐传. 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978-7100045506.